记忆中的雷达老师
——丁燕
当我尊敬地称雷达先生为“雷老师”后，惊诧地发现他们是这样称呼的：“老师”。他们是雷达先生真正的学生，所以，他们得意而心照不宣地称呼--“老师”，根本无需用姓来加以区别。在他们的心中，“老师”是唯一的，独属于“雷达”的称号。我也想拥有这样的殊荣，可惜，我从未当过雷达先生真正的学生，只是听过他的几次讲座，所以，只能规规矩矩地叫“雷老师”。
也许雷老师的人生轨迹可分为三个阶段：兰州是他的故乡，北京是他青壮年的工作场域，而东莞则承载了他一部分的晚年生活。2010年年底，我从新疆南迁广东，在东莞遇到了雷达老师--他既是东莞文学艺术院的名誉院长，又是东莞樟木头镇“中国作家第一村”的村长。我在樟木头定居后，和雷老师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机会。我惊诧地发现，原来雷老师既是理性的评论家，又是感性的散文家；一方面他学识广博、目光深邃，另一方面，他又天真简单，充满好奇。
作为典型的西北人，雷老师的“南方定居记”并非一帆风顺，反而更像部武侠传奇。他先是看中了一套带地下花园的二手房，屋子宽敞，交了款，加紧装修。谁也没想到--无缘无故，煤气灶爆炸，腾起的火苗险些伤人；有一天，他坐在新买的转椅上说话，身子纹丝未动，却无缘无故地来了个四脚朝天，后空翻，吓得学生们赶紧上前抢救，幸好他经常打乒乓球，身手矫健，才未出大事；就在此时，雷老师发现，他的房子西北朝向，终年不见阳光。然而，他并不想就此打道回京，而是选择了换房。
于是乎，唇焦舌蔽，苦口婆心，签字划押，雷老师总算住进了一栋高层的屋子。虽说面积小了些，但采光好，倚山面市。于是乎，当雷老师伫立新居，凝窗眺望时，看到的不再是北京的立交桥，而是镶嵌于天地间的山水画：起伏的山丘，燃烧着绿火，中间是汪脸盆大的湖泊。有一日刮了台风，雨打在棕榈树上，让枝桠呼啦啦向左，又呼啦啦向右，“像女人披头散发”，雷老师如是说；于是乎，作为业主，他乘坐着小区免费的公交车，到镇中心去溜达，妥妥地当起来了“樟木头人”。
我们一干人，强行挤进雷老师的新居，一壶壶烧他家的水，劫掠他的好茶。泡的是绿茶，直接放在大玻璃杯里，用滚水冲。雷老师家的餐桌是长方形的，原木色桌面上未盖桌布；六把木椅也是原木色的，都没有铺坐垫。人太多了，椅子不够坐，有些人就歪在沙发上。聊的是什么呢？现在想来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每个人都大量大量地喝茶，大声大声地发笑，弄得玻璃窗外的棕榈树都哗啦哗啦。
大家挤眉弄眼，描述每个人都请客的“樟木头流水席生活”。雷老师禁不住煽惑，一拍桌子，大声宣布：“我也请客，你们定地方！”于是乎，两张大桌，围满了大人小孩，吃得喧嚣尽兴，唇泛油光，可他，却成为整个桌子上最不满意的人：“嗨，这叫什么菜呀，不是鸡就是鹅再不就是鸭，尽是些没肉的骨头！”他这样说，惹得一座粲然。
生活中的雷老师是朴素的，甚至是极为固执的。有一次开完会，他提出“想吃一碗面”——他的本意是简单吃点就行，可他忘了这里是岭南。大家到处去找有面的餐厅。找来找去，进了一家。面端了上来——是一堆黄色的、弯曲的、像方便面一样的面。他吃了两口就放下了筷子。他惊诧富裕的南方怎么找不到一碗“像样的面”。某日宵夜，端来虾饺，虽晶莹剔透，模样可爱，可一个笼屉里，只有袖珍的两个。别人劝他先吃，他气哼哼道：“这不是二桃杀三士吗？我如何下得了嘴！”等又端来两笼后，他才懒洋洋地举起筷子。吃下一个，味道自然不错，可他皱起眉，诺诺：“还是……来碗刀削面吧？！”这一次的宵夜，被他嘲笑了很久。
尽管雷老师不愿出席公众场合，愿意躲在家里读书写作，可只要镇里有人请他去讲课，他也都答应了，“应该尽点义务啊。”他去学校或读书会讲课，根本没有讲课费，可他讲得还是那么认真，不仅纵览整个中国文坛，还时不时举例说明，深入浅出，令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我有幸听过几次这样的讲座，每一次都认真地做着笔记，生怕漏掉一句话。我深深知道，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
迁居樟木头的作家，有些是雷老师的学生、同乡和文友，也有些是因其它原因而来。在这些作家中，有的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有的是籍籍无名的小作家，但雷老师对大家皆不分远近，一律地爱护、称赏和鼓励。每个人的作品风格，他都十分熟悉；每个人的新作，他都及时阅读；走到哪里，他都会如数家珍地细数村民的成绩。他鼓励大家不断向前，努力创作，磨练手艺。“记住，铁匠手里出的是硬货”“既要深挖一口井，也要多吃五谷杂粮”。雷老师从来不说理论术语，而是用浅显的语言把道理讲透。
他总是苦口婆心，一派忠言逆耳也要说真话的样子；但他又总是一脸抱歉，在否定后又能为文章找到亮点。他从来都不会冷冰冰地居高临下。他的评论是温暖的，春风化雨的，锋芒毕露的。在某一次的发言中，他突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是很难的……”。
我在樟木头住的时候，经常骑辆电动自行车，背着双肩包去镇图书馆写作。有一次，雷老师提了一下我的包，大惊：“怎么这么重！”包里装着笔记本电脑、水杯和几本书。他问我图书馆写作的效果如何，我说比家里好，家里太松懈。回到北京后，他打来电话，说自己也试着去图书馆写作。
雷老师赞叹村长办公室那么大，“堪称豪华”，可他在办公室坐的次数非常有限——他的主要活动场域还是在北京。许久没有返回樟木头了，他在电话了担心自己的房子，“会不会遭大冰雹？”“会不会发生泥石流？”
雷老师说自己喜欢坐火车的感觉，“拿上一本书，什么都不想地就看完了。”可他的会实在是多，于是我们笑他是“打飞的”。雷老师出门，总是拎着个黑色拉杆箱，里面塞着个银色保温杯。他穿衣服从来都中规中矩：长袖衫加外套，黑裤子加黑皮鞋。有一次听别人夸他的外套时髦，他羞涩地坦白：“嗨，捡我儿子的。”
雷老师其实是个麦霸。有一次饭后去唱歌，他让我们先唱，自己则认真地选择曲目。等拿起话筒，一首《坐上火车去拉萨》，被他演绎得有板有眼。后来读雷老师的散文《多年以前》，才获悉他母亲精通音律，曾当过音乐老师。也是从这篇文章中，我才获悉雷老师三岁时就失去了父亲。也许这个节点，是打开雷老师一生的钥匙——他所有的骄傲与敏感，他所有的单纯与天真，都藏在这里。
雷老师是个极认真且没有学会敷衍的人。他看稿，看得又快又准，所提的意见皆高屋建瓴，极为中肯。但他也会发牢骚，说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让他看稿，他辛苦地看了好几日，也提了意见，可对方却根本不当回事，于是乎，他便有些愤愤不平。看稿后提意见，不仅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啊。可如果有人（即便是并不相熟的人）称呼他为“雷老师”，塞给他一叠稿一本书，他又会认真地看起来。
雷老师经常劝人读的书是《朝花夕拾》，他自己闲暇时常读的书是《聊斋志异》。他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正大光明的养料，但他也绝不排斥西方着作。他从来不以权威自居，经常询问我们最近都在读什么书，谁发表了好作品。他对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都很敏感，非常懂得归纳和整理。他对文字的吞吐和消化能力，是多年练就的功夫。有一天，他发微信给我，夸我在《文艺报》的一篇讲纪实的文章写得好，还说，“专门收藏了”。
对作家村村民的成长，雷老师从来都不吝表扬。《工厂女孩》出版后，他赞誉有加；散文集《双重生活》出版前，他认真地写了序言；读完《工厂男孩》后，他说，“比《工厂女孩》还好”，但同时也对我提出了批评，“要拿出更力量的作品才行。”
在我的书架上，有两本雷老师的签名着作：《皋兰夜语》和《黄河远上》。一本的落款是2014年7月7日、樟木头；另一本的落款是2017年11月21日、北京。雷老师每年都要看大量的新书，可他自己出了书，还会像孩子般开心。他说要给我送书时，我连忙摆手，“不要不要，我自己在网上买就好。”我知道出版社给作家的赠书不多，他送的书都是自己花钱买的，可他却认真地说：“要送要送。”
雷老师其实打心眼里不喜欢别人叫他“老师”。他不想当老师，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有学习的热情，还能再往前走一些。他不愿故步自封，也不愿画地为牢。他常说：“我眼里没有高和低，我不把人分成等级，这是我的天性。”如果有人对他轻慢，他只在心里冷笑一下，“这算什么”“一切都会成为过去”。
这几年东莞文学的发展和雷老师密不可分。雷老师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他作为评论家、散文家的形象，更是他作为一个鲜活的人，如何努力让自己活得不平庸的典范。缅怀雷老师最好的方式，就是捧读他的书。只要打开书，每一个字就都活泼泼地跃动起来，它们让雷老师的声音继续回荡在人间。
文 | 丁燕
编辑 | 市文联网络文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