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高与步态上就可以看出徐贵祥的与众不同，一米八的个头，魁梧的身躯，稳健的步履以及标准的军礼，都彰显着这位茅盾文学奖得主的阳刚之气。
10月26日下午，在市文联2013年第七次文学沙龙上担当主讲嘉宾的徐贵祥，以“擦一根火柴，照亮人生”的主题意喻，畅谈他对文学的理解：文学是生活中盛开的花朵；文学是一种理想，足以照亮我们的人生。
徐贵祥，1959年12月生于安徽霍邱县。1978年12月应征入伍后，历任班长、排长、连长，集团军组织处干事、师宣传科科长、团副政委，解放军出版社编辑、总编室主任、科技编辑部主任，空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副主任。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解放军军事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正师级，大校军衔。所著的《历史的天空》、《仰角》、《马上天下》、《高地》等长篇小说，曾多次获得中宣部全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以及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第三届人民文学奖等大奖。
在谈及自己的文学历程与文学梦想时，徐贵祥流露出军旅作家的心声：我吃的是军粮，穿的是军装，所以，我的作品体现最多的首先是爱民意识，其次是爱国意识和爱军意识。
最有魅力的文学应传达“爱与和平”
徐贵祥曾熟读各类与战争有关的文学作品，当然也熟知各国的战争史。
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日本专门向中国派来了一个“笔部队”，该部队的成员由作家和记者组成，他们并不会为中国人被屠杀感到羞惭，相反，他们认为中国人愚昧，有碍于日本人脱亚入欧的进程。所以，在中国期间，这支特殊的部队，专门为战争歌功颂德，摇旗呐喊，使侵华日军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前苏联二战之后，也涌现出了许多描写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比如《静静的顿河》、《四十一个》……
“国内的抗日文学就更多了，包括一些抗日影视，写来写去，都是写胜利之事”，在徐贵祥看来，这是有必要的，“文学的意义，就是用文学之光，来照亮悲惨的命运。这就像是安徒生笔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擦亮一根火柴，照亮了人生。”
作为军旅作家的徐贵祥，从中看到了文学在精神鼓舞方面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是两面性的，它有时是恶的，但大部分是善的。
但是，他认为，这样带有一定宣传诉求的文学，并不是真正有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文学，在他看来，在托尔斯泰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价值，才是自己最欣赏的文学魅力——爱与和平。
“文学也是培育民族精神的一剂良药。”徐贵祥认为，只是有时候这种良药是苦口药，他以鲁迅的《祥林嫂》为例表示：经典的作品，表面是写作人性的恶，但是其目的就是为了唤起人性的善。
抗日剧泛滥源于影视文学不成熟
主人公姜大牙因逃避日军追杀投奔国民党军队，阴差阳错闯进了八路军的根据地，在他犹豫的时候，一个青年女八路的及时出现，改变了他脱离八路军投奔国民党军队的念头。
从此，鲁莽、带有土匪气息的姜大牙，逐步在战争与政治中，成长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斗争艺术的高级将领。徐贵祥作品《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成为近些年来战争影视作品中一个影响深远的形象。
对于近些年来一些以抗日题材为主的军事战争影视作品的泛滥，徐贵祥一边自嘲“自己也可能对这一现象推波助澜”，一边也直言不讳地认为，这种现象，源于中国影视文学还处于一个不够成熟的阶段。
“中国的影视政策控制得比较紧，许多题材大家不能写、不能拍，所以只能一窝蜂地写写抗战。就好像只有这样一块玉米地，大家只好都来这里掰棒子。”徐贵祥说，“此外，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还不是很健全，这是一个逐步规范的过程。事实上，在中国文化格局中，不仅仅是影视界出现这样泛滥成灾的现象，在其他领域也会有。”
面对一个受限的写作环境，徐贵祥在他的写作中找寻到了属于自己的突围之道，那就是在作品中植入不同的文学诉求。《历史的天空》描述的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高地》张扬的是一种民族荣誉、责任，男人品质；《八月桂花遍地开》更注重写群体，写民族性，写全民抗战，塑造的是整体形象……同样是军事文学，却因为主题的不同，呈现出各具特色的质地。徐贵祥把描写各种战争，视为自己的艺术追求。
东莞文学到了“战略突围期”
徐贵祥是一个擅长观察与联想的作家。在东莞的两三天内，他观察东莞，为“小心雷电”的告示牌被铁钉钉在老树的身上而感到愤怒，同时又对东莞的“外嫁女”现象感到好奇。“这是一个有着许多变化的城市，会带来许多新的矛盾，那么，也就有许多写作题材的可挖掘。”
“我在东莞看到一些奇特的现象，就连一些企业老总，也经常会看书、写作，或者，他们是在文学中寻找自己管理企业的想象力吧。”徐贵祥说，“我听说这里每个镇都有自己的文联，都在办自己的文学刊物，这让我再次体会到‘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这句话。”
徐贵祥说，对于东莞而言，现在正是文学发展的最佳时机。东莞应该厘清自己最好的优质文学资源，向外推介。
“现在是东莞文学的‘战略突围期’！”一不小心，他又使用了一个准军事化的词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