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今天的艺术沙龙，今天我们请到的演讲嘉宾是杨金平老师。杨金平，1984年毕业于河北师大中文系，1992年开始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现为《长城》杂志副主编，曾获得百花责任编辑奖。近年来，杨老师对高校、企业、基层文联和中小学语文教师进行了多场文学讲座，讲座的题目有《新旧约文化试点与中外文学精神描述》等。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老师讲课。
杨金平：感谢东莞文联给我提供这个机会，也感谢各位今天和我一起共度这个时光。
到东莞来，许多方面让我耳目一新。现在还能举办这样一个大型的文学沙龙，并且每月都办，在中国非常难得，因为在最近的20年里，文学实际上已经边缘化了。我干编辑工作20年，当编辑就是要发现作者，推出作品。我感觉自己当编辑的成功之处是，我从自由来稿里发现真正有潜力的作者。20年过去了，我当编辑还有新鲜感，发现一篇稿子写得好，我那种欣喜，不亚于自己写出了一篇好东西。如果快下班的时候，发现稿子没看完，就会带回家彻夜读。
我当编辑的前10年，推出了两个知名作家——一个是四川的罗伟章，另一个是河南的傅爱毛。他们的处女作就是我从自由来稿里发现的，发现之后，不仅发表了他们的第一篇作品，然后，又盯住他们，要求他们的水平不能老停留在第一篇作品的基础上，要上台阶。我发傅爱毛的第一篇作品是《雷锋想娶一个媳妇》，这个作品发表后，三家电影制片厂要拍电影，还闹出了一场官司，让傅爱毛很被动，但这个作品非常有力量。这篇作品发表后，我盯住她，要求她一年发表一篇作品，但每一篇都不一样。一个作者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我在推出作者的同时，也成为了能够互相走进心灵深处的朋友。像四川的罗伟章，比我小5岁，老家在重庆大巴山地区，相当贫困，因为捱饿，可能饿昏过去。那个地方的人为摆脱贫困，男人出去打工，为节省路费，常常四、五年不回家。有的父亲出门时孩子还没出生，等他回家探亲时，孩子已经四岁多了。我们知道，中国的劳务市场在前几年很恶劣。为什么他们不能回家？因为回家过年的时间很短，到时候不能按期赶回来是要扣工资的。当父亲的回一次家要付出相当代价。回到家里，就问老婆这些年是怎么过的。女人是年轻人，是有血有肉的正常人，为度过晚上的寂寞，采用很古老的办法，把绿豆故意倒在地上，再一粒一粒捡起。爸爸出去打工很少回来，所以只要爸爸回来，孩子就高兴，就骄傲，男孩子像小皇子，女孩子像小公主。
罗伟章的中篇小说《我们的路》，写了一个父亲回来，这个父亲有很重的文人心理，感情特别细腻。他在外面打工的时候，晚上一遍遍思念自己的孩子，但他不知道孩子长的是什么样子，回到家里老婆说孩子在外面玩，他看见一群孩子，马上就知道哪一个是自己的女儿——凭着天然的骨血，就能知道。他作为一个父亲，思念了这么多年，想马上把自己的孩子抱起来，好好亲一亲，把这几年的感情都释放出来，但他知道，自己的孩子一旦得到了满足，周围孩子的心情就相当失落，于是，这个爸爸就把自己的感情控制住，不这样做。什么叫文学？文学不仅仅只是写一个人外在的命运：一个打工者怎样被盘剥，怎样艰辛和不容易；文学的致命之处，别的学科取代不了，就是人心的揭示，就是这个做父亲的，把自己的感情控制住，为了周围的孩子在过年的时候心里不失去平衡。文学的力量就在那里。文学不需要豪言壮语，而在细节的刻画。有一些好稿子真是这样的，在看第一遍的时候非常感动，等编的时候又是这样，等到校对的时候仍然会感动。一个小说稿能够三次感动你，那是因为自身的文学品位和艺术的力量。
我把自己20年的编辑生涯分成前10年和后10年。前10年在翻阅自由来稿的时候，可以发现像罗伟章、傅爱毛这样的作家，而最近的10年，我感觉编辑工作越来越难做。有一些功成名就的作家，对我有一点冷淡，我心里也很失衡，所以名家的作品我不求他们，也不向他们约稿，我就从自由来稿里面发现货真价实的作品，发现有潜力的这个作家。我说的潜力，就是说这个作家能够在对我们当代生活的描述中建立起生活的制高点。罗伟章的作品在我们《长城》上发表后，被多家刊物转载。文学改变了一个作家的命运，当然很好，但是得有实力，实力就是写作的功夫，如果能够通过当代生活的描述建立起当代精神生活的制高点，就没有不成功的。
作为一个编辑，我现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感觉中国的文学一年不如一年。在中国北方地区，要想在一个市级的文联搞这样一个文学沙龙，是绝对办不到的，各位一定要珍惜这里的环境和时光，在非常好的外在环境下，让灵感勃发，好好写作。中国文学整体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关键是什么？不是作者少了，而是精神的制高点建立不起来。怎样改变我们这样的状况？我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经典阅读。
我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老师，后来到《长城》编辑部，我自己也编也写。另外，我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对西方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这300年的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我想用重读经典名著的办法，给中国文学注入活力，建立精神制高点，摆脱文学的行尸走肉、没有灵魂的局面；可是马上又感觉到，我们对西方经典文学的解读，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第一，不到位。我们的理解和作者的想法不一样；第二，对立了。不到位的情况说明我们的水平比作者低一点，但是我们有可能和作者站在对立面，也是我们阅读经典文学的障碍。这个情况在我们读托尔斯泰的作品，尤其是《安娜·卡列尼娜》，表现的最强烈。在中国读书界、理论界，我们一致认为安娜这个形象是在世界文学人物画廊里魅力四射，放着光彩的，可是大家知道，托尔斯泰对安娜的形象不仅不喜欢，而且反感，甚至带着一种恶心。19世纪西方文学在叙事上达到了顶峰，是后来我们无法比拟和超越的，最高处站着托尔斯泰，对他的代表作，我们居然和作者的原意对立。
下面我就把《安娜·卡列尼娜》分析一下，从细节里发现作品的价值。我们中国人之所以对安娜有这样一个魅力四射的光辉形象的认识，和托尔斯泰描写的一些细节有关。小说的开头，说安娜的哥哥，因为和家庭女教师关系暧昧，被妻子发现，没有力量管理家庭，好几个孩子都乱套了。安娜的哥哥虽然在外拈花惹草，但自己的家庭乱套了，就给安娜写信，让安娜调解。
安娜的形象来自俄罗斯普希金的女儿普希金娜。托尔斯泰年轻的时候见过普希金娜，外在形象确实很美。托尔斯泰具有美术家的眼光，见到普希金娜第一眼，就记住了。他没有第二次再见普希金娜，但后来写安娜的时候，就按普希金娜的原形写的。小说里面，在意大利温泉疗养的时候，安娜碰到了一个画家，那个画家和她碰了几次面，画家回去根据自己的印象给安娜画了一幅画像送过来。可是托尔斯泰绝对不会只是停留在外部形象的刻画。
安娜从莫斯科到彼得堡，给哥哥调解，下了火车，哥哥在月台上接她，她往哥哥身边走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迎面来了一个风流倜傥的军官，很帅，很潇洒，擦肩而过时，她的表情出现了一种现象，发出了迷人的微笑，那种微笑，托尔斯泰用他写实的笔，十分有力的、真实的给我们展现出来。因为安娜是上流社会的贵妇人，本身的形象气质都好，她带着面网，因为微笑，把脣线弄弯曲了。我们中国人认为安娜这个形象有十足的魅力，应该和这个细节有关。可是大家想到没有，安娜是一个部长的妻子，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一个有夫之妇，一个母亲和一个陌生的男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发出如此勾魂摄魄的微笑，我们认为是有魅力，但托尔斯泰对魅力有他的看法。《安娜·卡列尼娜》这书有一个副标题——赏罚在我，我必伸冤。这句话出自《旧约》，意思是我是你们的神，你们不要犯罪，犯罪的话最终是要审的。
托尔斯泰的小说，读起来里面大有深意。安娜的哥哥家乱套了，因为什么？因为哥哥有了外遇。外遇是超越了夫妻的两性关系，正是因为超越了夫妻的两性关系，给一个家庭带来了混乱，制造了麻烦。安娜给哥哥家做调解了，在安娜还没有到达哥哥家的时候，这种邪恶的力量已经到了安娜的身上，正是这种力量支配了安娜，安娜都不知道，所以发出了那种微笑。托尔斯泰的用意在此，如果我们读的时候，读不到这一点，起码是不到位的，如果我们光是 迷恋于安娜的唇线显得弯曲了，这个作品就给我们提供不了力量。
后面马上有一个情节：一个工人被火车压死了。一个下层社会的工人的死和安娜有什么关系？安娜马上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地震一样的不祥。安娜认为这是不吉祥的。这种感受是很强烈，很真实的。我们不应该把这个工人被火车压死当成偶然事件，实际上安娜最后也是被火车压死的，这预示着上天向安娜发出了信号，你不是发出这种微笑吗？发出了这种微笑，这种后果就等着你，这种后果就是审判。
所以，那种信号带着一种强大的力量震撼了安娜的心。安娜虽然感觉到了，但是没有收住脚步，她把哥哥和嫂子的问题勉强解决了，然后参加了她嫂子的妹妹凯蒂办的一场舞会。在火车站上遇见的那个年轻军官，向安娜大献殷勤，安娜因为有了火车站擦肩而过的微笑，有那种力量附在她身上，从心里接受了年轻军官向她大献殷勤。她很忘情。可是，那一场舞会是给谁办的？是给公爵小姐凯蒂办的，凯蒂的未婚夫就是这个军官，安娜陶醉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少女对她发出那种眼神，而且那个少女在流泪。两性关系，在《圣经》里面说不可奸淫，这是说两性在肉体上不可接触，到了新约时代，耶稣说一个男性不光是不能和妻子之外的异性发生肉体关系，如果看见了一个女的，心里和她想入非非，那就和犯罪奸淫一样。这时候安娜还没有和渥伦斯基发生肉体关系，但是因为她的心里已经向他打开，已经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同时破坏了一个人的幸福，就是凯蒂。当然，安娜这时候还没有完全堕落，还有残存的良心，看见凯蒂那样苦，知道伤害了无辜的少女，所以悬崖勒马，赶紧打住，回自己的家。回家的时候，渥伦斯基就缠上了。渥伦斯基在安娜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坐同一辆火车，从比彼得堡到了莫斯科。
托尔斯泰非常高明的是把两个犯罪的人的感觉向我们具体地描述下来。安娜下了火车，她的丈夫在月台上接她，安娜一下车门远远看见丈夫，第一感觉是丈夫的耳朵像山羊的耳朵那样大，这说明什么？她此前对自己的丈夫没有什么感觉，可能没有什么好的感觉，也可能没有坏的感觉，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有了前面的铺垫，突然发现自己的丈夫耳朵，像山羊的耳朵那样大。一个人的耳朵像山羊的耳朵那样大，说明什么？说明妻子对自己的丈夫有了生理上的厌恶，背叛一步步很有力量进行着。渥伦斯基，他在另一间车厢门口看见安娜和丈夫拥抱，像一只极度口渴的狗，发现了一条泉水，扑过去正要喝，却发现上游有一条老狗把水弄脏了。没有洞悉人的心灵，就产生不了这样有力量的笔触。在今天，两性关系上出轨的，犯罪的，大有人在，为什么我们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我们的阅读经验跟作家一起合拍的话，我们就能让他给我们注入活力。
渥伦斯基跟着安娜到了安娜家所在的城市，他不停止地追求安娜，安娜在这个时候又拒绝。在火车上发现渥伦斯基跟着上了火车，安娜说：“你不能这样，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拒绝是没有用的，因为邪恶的力量支配着这两个人，他们没有力量拒绝。后来，有一场赛马会，渥伦斯基作为一个青年军官，以前每次赛马的时候都是常胜将军，现在因为有爱情，想着安娜，所以比赛的时候精力不集中，受伤了，名落孙山，没有拿到名次。西方有一个说法，在仕途上或功名上不顺利的时候，爱情就来了。确实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中国的读者也往往从这个角度理解。
因为这一次赛马失利，安娜的心就完全被渥伦斯基占领了，她认为这个男人为她失去了一切，所以把心给了渥伦斯基，也委身了。要让我们今天写，我们肯定会放开笔好好写，但托尔斯泰写安娜和渥伦斯基发生两性关系的时候，写的特别短，文笔也特别干净，他只是写到安娜的眼泪。安娜的眼泪是幸福的眼泪吗？不是。那是一种羞辱的眼泪。安娜和渥伦斯基都想得到幸福，但是两个人都没有得到。安娜的眼泪像做了坏事被人抓住后那种无地自容的眼泪。她很痛苦，没有幸福。
当编辑20年里有一个困惑，要是发现一篇没有性描写的都不容易，稿子里面几乎都有，我感觉我们今天的文学好像纵欲的人一样，文学在纵欲，纵欲对人的身体伤害最厉害，对文学精神内核伤害的也是最厉害。“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我们中国的文学很快来了一次勃兴，如果今天的文学再不遇到一个好的机会，中国的文学是不是能够勃兴起来，我十分怀疑。我们的文学如果时常这样纵欲，20、30年这样下去，真的把精神内核和灵魂伤了，伤了之后再把各种功能恢复起来，就不容易了。在我们今天的文学里面，性泛滥、性过度，表现得太厉害。可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能够洞察人心的作家，一个自己的心被一种更伟大的力量支配的作家——托尔斯泰，他不会，他就是描写两性关系的出轨，描写的也很健康，很干净，他对人的精神境界是一种提升。
按照中国的文化思维想象，安娜把自己的家庭背叛了，甚至都不要自己的孩子了，和渥伦斯基私奔，出去建立一个爱巢，这个爱巢应该非常浪漫，但是在安娜和渥伦斯基的二人世界里，没有浪漫，有的是怨恨。为什么在两个人的世界里面没有这种美好？托尔斯泰这样解释，他刻画了安娜的内心，安娜认为她为了爱情，把一切都舍了，只有渥伦斯基，渥伦斯基除了自己不能再有别的，可是那个情况和她的要求不一样，渥伦斯基一旦把她得到了手，马上开始出入社交场合，又想把一切社会关系恢复起来，这是男人的本性。渥伦斯基不能满足她。安娜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她的心里不满，这种不满也被渥伦斯基感觉到了，感觉到安娜想控制他。人的天性就是要得到自由，一旦感觉到被一个人控制，都会在情绪上出现一种愤怒。虽然两个人没有直接为这个事交锋，但是处于在一种剑拔弩张之中，所以在比较现代化和时尚的爱巢里面，没有浪漫，只有孤独和怨恨。安娜对渥伦斯基产生了一种怀疑，这种怀疑甚至都没有根据，她认为自己越来越不行，她的神经就是这样崩溃的。安娜为了笼络渥伦斯基，竟然采用女人所使用的不光彩手段，当着渥伦斯基的面勾引贵族小青年，安娜竟然还勾引列文这样正派的人，他们之间有什么幸福可言吗？
阅读经典名著一定要在细节上下功夫，不能让自己的逻辑带着我们离开了作品，我们常常阅读犯错误，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安娜·卡列尼娜》用一半篇幅写了列文，我们中国有很多文人，他们认为托尔斯泰写安娜写的很成功，但是，写列文却失败了。我至少读了三遍，发现，托尔斯泰写列文这个人物，是有目的的，安娜因为背叛家庭和婚姻，给她的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而一个家庭出现了不幸，重压都压到了孩子身上。安娜尽管有时候偷偷回来看自己的儿子——母爱在犯罪的同时没有消失，托尔斯泰写人物写的真实、丰满，可是这样毕竟把一个孩子毁了，小说结束时，安娜的儿子——才10岁的孩子，要去战场上。俄罗斯的国家敲锣打鼓说他是报效国家，其实这个孩子当兵的目的是去送死，想死在战场上，不想活了。
托尔斯泰写列文，给我们塑造了另一个家庭，和安娜的家庭正好对比，列文这个人有托尔斯泰的自传色彩，这个人很有志向，觉得社会不公平，想搞农业改革，有一次跟雇佣的农民一起劳动，在割草的时候，一开始体力跟不上，不适应，不适应的过程挺痛苦，而一旦适应了，那种劳动给人带来的幸福感在列文身上体现，列文干活时，镰刀、土地和草，成为一体，在和农民参加劳动的过程中写出了劳动人民带来的幸福感。
阅读作品的时候，怎样让生命参与进去，如果阅读的时候能调动相似的经历，对作品的理解就进去了。1985我大学毕业，被分到一个重点中学教书，那个中学在农村，农忙的时候会放假。有一次回家割麦子，一开始有一个适应过程，一旦适应了，劳动的快感产生了之后，确实奇妙，手拿着镰刀和下面土地融为一体。我的母亲和妹妹本来是和我一起割，他们看我的能量发挥出来，她俩就不割了，我自己把整块麦子割完了。我把这一段生活经历调动到《安娜·卡列尼娜》里。
不光是托尔斯泰的作品，像鲁迅的作品，我都是可以把自己的类似的生活经验调动起来，参与进来，对作品的理解会更深。托尔斯泰在小说里面给我们展示了列文获得的幸福，他这个人很有生活质量，这样的生活质量从劳动里面体现出来。因为幸福，他本来想骑马回去，结果就不回了，在农民那里吃了一点黑面包，很幸福地和农民躺下一起聊天，那就是幸福——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幸福是一种心灵的满足。可是，时间不长，列文经历了一次精神危机，想要自杀，感觉不到自己在这世界上干什么，人活着有什么意义。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命题，这个命题，西方国家绝对不会忽略，但是，我们中国的作家大概是不擅长和这个问题打交道，所以很多时候远离它。
本来劳动给列文带来了幸福，为什么又想要自杀？就是有一次他去了一户人家，那个人家是一个地主，地主的儿子刚结婚，列文骑马进去的时候，发现新娘子在挤奶，新娘子一惊讶，列文就把新娘的女性的美感觉到了。列文为什么在农业上这样投入？就是在情场上老是失败，本来他爱的是凯蒂，可是凯蒂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眼花缭乱，当渥伦斯基一出现的时候，风流倜傥的渥伦斯基就战胜了列文，赢得的凯蒂的芳心，结果渥伦斯基追求了安娜，让凯蒂病倒了，在俄罗斯治不了，去意大利温泉疗养。列文这次自杀就是看见别人的家庭有夫有妻，有男有女，他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孤独。中国的人由一撇一捺构成，无论是一撇还是一捺，单独的都站立不住，需要相互支撑。我们人从哪儿来？干什么？其实在西方《圣经》里面，开篇就告诉我们，上帝耶和华造男造女设立婚姻。
上帝创造的都是美好的，为什么撒旦要破坏婚姻？因为上帝创造的婚姻是美好的，撒旦就是要破坏婚姻。列文正精神上走投无路，要自杀的时候，突然一辆马车响着铃铛从身边经过，车箱窗户映着凯蒂的脸，凯蒂的脸一闪而过，列文看见了，没有来得及说话就走了，但是列文自杀的念头就随风而逝了。为什么这个自杀的念头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我们在哪里找到托儿斯泰这一段描写的根基呢？《圣经·创世记》里面，伊萨在他母亲去世之后，和列文感觉是一样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活着，不知道到这个世界上来这一趟是干什么的，感觉没有目的，整天萎靡不振。他父亲派老仆人给他找了一个妻子，伊萨从洞房里面出来，第二天精神焕然一新，就像早晨刚出来的太阳那样有力量，就像打仗得胜的将军一样。把握西方文学，我们需要一种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误读托尔斯泰？西方的好多作品我们阅读不到位，产生误读，那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和他们写作的角度不一样，出发点找对了，紧扣他们的命题，把握他们的脉搏很容易。
我这些年，不光是从《圣经》角度解读西方文学，后来发现连鲁迅的作品我都能从圣经角度解读，最近发现中国的古典文学也可以从圣经角度解读。比如中国的古典文学《牡丹亭》，里面写的“还魂”，汤显祖写还魂的灵感从哪儿来？明朝的时候，利玛窦带着传教士来到中国，那些传教士是向中国的官员和朝廷传福音。有一个叫汤若望的人，和汤显祖密切，他老是给汤显祖传福音，福音就是耶稣，耶稣为了拯救人类，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又活了，正是耶稣的复活给汤显祖带来了灵感。
咱们再说鲁迅，鲁迅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因为他眼光的深邃和敏锐，不光是现代的文学，就是我们现今的作家，谁的眼光也不如他敏锐。他通过对祥林嫂在的命运，揭发出中国没有爱。一个妇女多么悲惨，她第一个丈夫死了，中国的妇女要求非常少，没有要求什么爱情，能够活着就满足了，可是她连这个也得不到，她被卖到深山里面被迫结婚，结婚了之后，第二个丈夫又死了，自己年轻守寡也没有什么，也不去红杏出墙，靠着儿子也能够活下去，可是儿子又被狼吃了，阿毛被狼吃的细节，鲁迅写了四次：“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大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孩子，我的话句句听；他就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打算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满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我急了，央人去寻。直到下半天，几个人寻到山坳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完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果然，他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可怜他手里还紧紧捏着那只小篮呢。”我们想想，一个不识字的妇女能把这个细节，记的这样清楚，记的越清楚，心就被越悲伤。这样不幸的妇女生存在鲁镇，鲁镇人一旦猎奇心被满足了，马上就是厌恶，甚至还讽刺她，刺激她。我们中国的文化里人心的黑暗和残酷，鲁迅抓住了，这是他不简单的地方，所以他能成为中国文学的奠基人。
现在很多人排名在往下拉，但是鲁迅的拉不动，因为他文学的力量在那里，鲁迅发现了中国没有爱，没有爱是怎么造成的？怎么样有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好起来？鲁迅无能为力。他走不动。今天我们倡导和谐社会，因为事实上我们不和谐，怎样和谐才能来到人间，来到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我们要树立一些楷模，但是从那些楷模里，能够起到多大作用？我们的文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仅从经典文学里给写作注入活力，我们也应该从新的文化里给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注入活力，注入爱。
可是，鲁迅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西方文学里面能够解决。再举一个例子，雨果的《悲惨世界》，主人公是冉·阿让，冉·阿让这个人开始灵魂是堕落的，他经历坎坷，父母很早就去世了，跟着姐姐姐夫长大，后来姐夫去世了，姐姐也没有工作，几个孩子饿得哇哇叫，他这个当舅舅也没有办法，就偷了一个面包圈，然后就被判刑，判得很重，他是老实人，也辩护不了，判刑了之后，冉·阿让心里就有了愤怒，有了愤怒就逃跑，所以他数次越狱，有时候他知道逃不成也要逃，就是为了反抗。后来有一次，在采石场做苦役，一块大石头压住了一个人，冉·阿让力气特别大，和难友们顶住这块石头救助了这个人，因为这个事情给他减刑，让他出去。一个犯人很愿意得到自由，但是铁窗之外的世界并不接纳他。他拿着钱，饭店不让吃饭，他想住旅馆，旅馆老板不让住。在监狱里是不自由的世界，来到了自由的世界上，他没有容身之地，看到了一个窝棚，想进窝棚里面住一晚，结果窝棚里面的一条狗冲他大叫，连狗也欺负他。他想再回到监狱，监狱长要让他再犯一次罪。两个世界——一个自由的，一个不自由的，都不接纳冉·阿让。处在这种地步，我们的心里肯定就愤怒了，爆炸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天黑了，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你去那，有灯亮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接待你，这个世界就有人接待你了。”
冉·阿让就来到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的主人是米里哀主教和他的妹妹、女仆的三口之家，米里哀主教是属于西方神职人员（神职人员的待遇非常高，西方的福音从中东地区传到欧洲之后，不仅让福音进入了文化的血液，也支配了社会的结构），他享受的待遇很高，给他的房子他建成了医院，改成学校，自己却住在一座简陋的小房子里面。这天晚上，他们刚把饭摆出来，一个人推门进来，三个人摆了三套餐具，一看又来了一位客人，主教就吩咐女仆又加一套，让客人吃饭，冉·阿让很不客气，吃完了饭，米里哀主教又吩咐女仆铺上新床单，让客人在家里睡觉，女仆带着冉·阿让去睡觉，他回头问米里哀主教，为什么您这样做？“因为你是我的兄弟”米里哀主教主教回答。冉·阿让当天睡得很幸福。他又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生活，想到自己爹娘的去世，想到自己为外甥偷面包，那种不幸的遭遇，越想越愤怒，报复劲就上来了。他本来就是想找一个地方为了吃，为了住，现在米里哀主教让他吃，让他住了，可是此时此刻，冉·阿让不想住了，他把米里哀主教两个银餐具偷了。
第二天早晨，主教正在花园里面除草，他的妹妹慌张过来说，哥哥，不得了，长相很恶的那个人不见了，银餐具也没有了。主教说：“傻妹妹，没有就没有了，慌什么？”这就是境界，而我们呢？我们去买菜，菜贩子坑我一块钱心里就会失衡半天，可是米里哀主教的银餐具没有了，那还是家传的，他心里不起风浪。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用带钩的鞭子抽他全身。一个人要是心里有恨的话，被这样折腾，还侮辱人格，肯定会向抽他的人吐痰，可是耶稣没有，耶稣在断气之前还为这些折腾他、侮辱他的人祷告，求上帝赦免这些人的罪。基督教的信仰确实进入了人们的心灵和血液中。这个时候，花园的窗户开了，女仆说：“我的老爷，你可都真糊涂，这个人一进门我就知道他不是好人，你却要接待他，幸亏我不放心，把咱们的银烛台放在我的房间里了。”女仆非常愤慨。
各位，社会不和谐是因为人心里都有恨，都有不公平和委屈，都想发泄，你发泄我也发泄，这个社会就不和谐，如果这个社会都像米里哀主教一样不把个人的利益看得那样重，看淡一点，那不但是一种高风亮节，那是生命还到了另外一种程度。正在说话时，两个警察押着冉·阿让进来了，警察说我们在路口碰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对他进行搜查，发现了您家的银餐具，我们怀疑他偷了你的东西。这时候主教对冉·阿让说：“兄弟，你怎么这样粗心大意，我还送了你两个银烛台，你怎么忘了拿？”。然后对警察说：“这一套银餐具是我送给他的”，冉·阿让的灵魂是怎么得救的？就是因为米里哀主教。
雨果不但是一个小说家，他还是一位诗人，他写到这里的时候有一句：“浩瀚的是大海，比大海更浩瀚的是天空，比天空更浩瀚的是人的心”，那是写谁的心？那是米里哀主教的心。米里哀主教的心感化了一个正在堕落，走向灭亡的冉·阿让。后来冉·阿让洗心革面，在这个世界上救助孤寡，抚养孤儿，走上了善的道路，爱的道路，他的动力就是来自于米里哀主教，米里哀主教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是西方文化基石——《圣经》。用一个字表示，耶稣为什么被钉上十字架，他就是要用他的死，解决“罪”的问题。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人犯了罪就陷入了苦难当中不能自拔，人越想自拔陷越深，就像一个游泳的人，被淹住了，无力自救，只能是人之外的上帝来救。爱的高潮就是在十字架上表现出来的：这样侮辱他，把肉抽飞，谁能受得了这样的刑罚？上帝用一个字来表示，就是爱，上帝的爱进入了人的生命中，而米里哀主教的爱也是从耶稣那里来的。
所以，我们要是说没有这种文化背景，没有这种文化根基，把握西方的文学作品，很难。鲁迅发现了中国没有爱，中国这个社会残酷，他再想往下走，走不动，没有动力。可是西方文化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个动力。在中国，祥林嫂最后像垃圾一样，可是在西方文学里，和祥林嫂类似命运的人物也出现过。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大卫·科波菲尔》里，出现了一个古太太，因为丈夫葬身大海，把她的心捅了一个窟窿，这个老太太什么都不干，就坐在椅子上发牢骚，只要是天冷了有一点难受，就发怨言，这个怨言就是：“我知道，一切都和我作对，连我自己也和我作对”。这句话不知道一天要说多少次。如果一个人天天这样，我们感到腻歪不腻歪！可是赡养她的人，即她丈夫的伙伴，辟果提先生，知道这个老婆子因为丈夫的不幸死亡，心情才这样。这个老寡妇一发怨言的时候，大家都理解她的心情，没有人说话，唯有这个辟果提先生说：“可怜的老婆子，又想起她的老头子了”，平平常常的话，都是肺腑之言，都是贴心的话。
因为这种爱，到最后古太太这个“没用”的废物老寡妇，也有用了，后来经历了风浪，辟果提先生的外孙女被骗子拐走，就去寻找外孙女。风浪出现后，船屋里就只剩下这个老寡妇，老寡妇不等天黑就把灯点着，大卫说：“为什么这样早把灯点着？”她说：“我怕等一会儿忘了，如果可怜的孩子晚上回来了，一看见灯亮着，那就是这个家在等着接纳她；如果辟果提在外面找外孙女找的不顺利，浑身没力，一想到晚上自己家里面灯光还亮着，就有了力量。”
人就是这样。冬天天短，我晚上回家，在楼下的时候喜欢往楼上望，如果家里有灯，心里就温暖。这就是古太太发挥的一点作用。这一点作用算什么？不算什么。但是，作为一个人，她知道用自己的心支撑别人，为别人提供帮助。这样的人放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就是一个废物，一个垃圾。可是，在西方有爱的文化环境里，这个人就有用了。同时又从中看到了和谐是怎样来的。和谐是因为爱，是因为付出。我们都要付出，我说的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生命，生命就像米里哀主教、冉·阿让和辟果提一样，这种爱是有血有肉的，不是一种概念。真爱如果只是一种口号，只是一种概念，那就无济于事，社会也和谐不了。
要想给我们的环境注入爱，恐怕不能光从文学入手，还要进入到西方文化的基石，从基督教《圣经》里找到根源。托尔斯泰写的《安娜·卡列妮娜》，一个男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爱情，再努力，再认真，他想要自杀；有一个女人，凯蒂一出现，他自杀的念头就没有了。后来列文向凯蒂求婚。凯蒂终于知道，看人不能光看外表，就同意了结婚。一结婚，马上出现了一件事。什么事？列文的大哥——那是个科学家，无神论者，要死了，死之前他特别害怕，因为他不知道死了之后是什么情况。我们说死了一了百了，而在西方文化环境里，认为死了不是一了百了，而感觉可怕。在这样的情况下，列文觉得哥哥去世了，一定要去望哥哥，凯蒂要跟着去看，列文不愿意，但凯蒂坚决要去。列文为什么不愿意呢？因为列文的哥哥带着一个妓女，住在肮脏的小旅馆里。凯蒂作为一个公爵小姐，怎么和一个妓女相处？凯蒂说，咱们结婚了，我是你的妻子，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自己都能去，我也可以去。
结果凯蒂一去，真起了作用。为什么起了作用？因为列文家人的脾气都很个性，他们的思想和主张不一样，经常在一起干仗，列文很担心这一次和哥哥在一起会吵架，如果这一次吵架，就会把最终的遗憾带走了。列文想到一见哥哥就紧张，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哥哥。凯蒂派上了用场：那个妓女也不会收拾家，不会打扫卫生，凯蒂帮着她收拾，把房间清扫干净，桌子上铺了块新桌布，放了一瓶花，弄得干干净净的，列文的大哥临死之前伸出一支枯瘦的手，摸着自己的弟媳妇的手，叫着凯蒂的小名。我们知道安慰一个人的心不需要做什么大事，该做的事做到了，人的心就会倍受安宁。后来凯蒂生了个孩子，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凯蒂的奶水非常多，有时候正说话的时候，奶水自己就出来了。那指什么？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福杯满溢”，福太多了，都溢出来了。
凯蒂这个家庭是个蒙受祝福的家庭，而安娜那个家庭就是受到审判的家庭，所以“赏罚在我，我必伸冤”，这是托尔斯泰的主题。托尔斯泰为什么在《安娜·卡列妮娜》里放了两个主人公，其实是写了两个家庭，一个是失败的家庭，一个是成功的家庭，这才是托尔斯泰的原意。把握文学得有文化背景，如果我们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上，理解的肯定也是不一样的，这样也就提出一个更深的更艰难的命题——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以什么为根基。感谢东莞文联，感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杨老师。杨老师告诉我们文学不仅仅是写外在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对心灵的揭示。今天现场有很多东莞理工学院的同学们，你们将来会成为新的文学力量，希望你们在杨老师的鼓励下，为中国文学注入新的生命和活力，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杨老师，谢谢您。
